何为花树、钿和博鬓

       花树、钿、博鬓到底是什么样的？这个问题是中国古代首饰史中长期未明的难题之一。以往由于没有任何宋以前后妃礼服画像存留，壁画、陶俑也极少涉及礼仪场合后妃形象，出土首饰实物基本为零碎残件残片，少有属于可以与礼服配套的部分，所以对于中古后妃首饰的研究长期只能停留在文献层面。至于花树、钿的对应，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，一直有着各种讹误已久的推测。近年来，随着陆续几批唐代礼服首饰的完整出土，隋唐礼服首饰构件和组合的实际形态逐渐明朗，并可以初步复原。其中经过科学发掘出土者，包括前文所提隋炀帝皇后萧氏首饰一具，以及二品蜀国公夫人贺若氏首饰一具⑤、五品县君裴氏首饰一具⑥。另外还有欧洲私人所藏唐七钿七花树冠一具，保利拍卖北周至唐七钿冠一具，香港关善明博士藏唐宝钿花树残件。尤其萧后冠的出土，为大量不明首饰提供了依据。下面就依次看看三者的形态。

　　1、花树：首先是最重要的花树。花树的具体指代，在长期以来的首饰史研究中，被视为晚唐五代敦煌壁画供养人头上极其常见，并且大量出土的一种花钗。通常两两成对，钗首为片状镂空纹样（图2、图3）。

　　图2：唐，鎏金菊花纹银钗一对，陕西历史博物馆藏

　　图3：唐末，头插花钗的女供养人，甘肃敦煌莫高窟9窟

　　但若进一步细考，易知其难以成立。首先此类花钗的流行时代仅在中晚唐，实物最早出现在西安、洛阳附近的中唐墓葬⑦，壁画则见于敦煌中晚唐供养人，仅是一种短期流行做法，而非长期沿用；其次其形态均为金属片状，与文献形容“琉璃饰”不符，也不似“树”；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这些花钗在壁画中出现的场合均属于非礼服性盛装，插戴随意，有时普通供养人的插戴数目往往比后妃花树数还多。花树为隋唐最隆重的大礼服首饰，难以将其与普通花钗混为一谈。

　　我们再来看看新发现萧后冠的情况。根据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公布的修复资料与实物，萧后冠框架上装有13组花饰，每组花饰的基座包有一个直径3厘米的木质短柱，中有一根铜管为柄，其上伸出12根弹簧状的螺旋花柄。花柄首端为鎏金铜箔片制成的花朵，其中有玻璃花蕊、小石人、细叶等装饰，中央还有一朵宝花，从修复照片中看，恰好共13朵小花。中央宝花花柄穿过木座的钗脚可插于框架固定（图4、图5）。仔细观察并对照文献，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新结论。

　　图4：一株花树侧视，可见螺旋花柄、木短柱和下端露出的钗脚。

　　第一点，这种由螺旋花柄集为一束，可随步摇动的构件，即形制长期不明的隋唐“花树”，并且应源自于汉代后妃首饰中的“步摇”。

　　图5：13朵小花有多种样式，有些花心还立有小人。

　　汉《释名·释首饰》“：步摇，上有垂珠，步则摇动也。”是一种在金属竖枝上缀金银、珠玉花叶片的首饰。步摇或源于中西亚，约在汉代前后传入中原，并同时流传至东北亚、日本，在整个亚欧大陆流行，演变成各种王冠，对此学者们早已做过详细论述⑧（图6、图7）。

　　图6：《女史箴图》中的步摇

　　图7：辽宁省博物馆藏晋花树状步摇

　　步摇在汉代成为皇后、长公主等的最高礼服首饰构件，《后汉书·志第三十·舆服下》皇后谒庙礼服首饰“步摇，以黄金为山题，贯白珠，为桂枝相缪，一爵（雀）、九华（花）。熊、虎、赤罴、天鹿、辟邪、南山丰大特六兽”，即在黄金山题（基座）上的桂枝以金、珍珠，缀饰花鸟，夹杂走兽，是高级配置，但没有出现身份等级的数目差降规律。魏晋南北朝大体继承了步摇的使用，“俗谓之珠松”。

　　到了北周，首次提出“花树”的概念，并且有了明确的数目等级降差，皇后花树十二，对应皇帝冕旒十二，以下数目依次递降，《隋书·志第六·礼仪六》“：后周（北周）设司服之官……皇后华（花）皆有十二树。诸侯之夫人，亦皆以命数为之节”。

　　隋唐因袭了“花树”这一称谓，并对等级差异进一步细分。但从此次发现上看，隋唐式花树与汉晋式“步摇”开始有了不同，不再是在枝干上缀饰摇曳的珍珠或叶片，而是直接将花朵装于可弹动的螺旋枝之上，依然可“随步摇动”，也确实符合“花树”之名。

　　如此一来，以往若干唐代命妇墓葬中出土的“不明花饰”也得到了正名，如湖北郧县濮王妃阎婉墓⑨、陕西咸阳蜀国公夫人贺若氏墓（图8）、西安阎识微夫人裴氏墓、西安金乡县主墓⑩中，均有出土数百件花朵、花蕊、花叶、珠宝残件，应当就是基座腐朽散落的花树花朵。裴氏冠和金乡县主冠还有在花朵上夹杂小人、鸟雀等饰件，这种做法到了宋代被大放异彩。

　　图8：蜀国公夫人贺若氏墓出土首饰零件，与萧后花朵类似。

　　难得的是濮王妃阎婉墓（图9），首饰残件中还有一件带基座的花树，形态做法和萧后花树很接近，而且花朵、花蕊形态也各不相同（图10）。

　　图9：唐濮王妃阎婉墓出土的花树与各式花朵

　　图10：萧后冠饰花树上各式花朵

　　第二点，隋唐制度中所称的“小花并如大花之数”，以往常常被释读为“小花树的数目与大花树相同”，即皇后有大小共24株花树。这种释读方案甚至也被后来的宋、明制度采用，明确注记“大小花二十四株”、“前后各十二株”。

　　但从萧后首饰中看，至少在隋至唐初，此句很可能应解释为“每株大花树中，小花的数目与大花树总数相同”，即若大花树为12树，每树便有12朵小花。不过萧后冠饰中发现了13组花树，每树13朵，比当时皇后制度多了一组，原因尚不明确，或许与李世民对前朝皇后特别礼遇拔高一格有关。

　　2、钿：除了花树以外，萧后冠上还发现了12枚“水滴形饰件”，用琉璃或玉石贝壳镶嵌出花型，四周镶珍珠，背面中央焊接插孔，被分为三排安装在框架上（图11、图12）。

　　图11：萧后首饰钿复制件

　　图12：萧后冠钿原件细节

　　这种饰件应是文献中所指的“钿”。唐人所说的“宝钿”，通常便指将各种珠宝、贝壳雕琢成小片花饰，镶嵌黏于金属托上金丝围成的轮廓中制成的华丽装饰品。如法门寺出土衣物账中，对套承佛骨舍利宝函上装饰的描述“金筐宝钿真珠装”，对照实物?，便是此类装饰法。

　　“钿”之制至迟始自魏晋。魏晋在继承汉代后妃首饰假髻、步摇、簪珥组合的基础上，增加了钿数和蔽髻的概念，在假髻上装饰以金玉制成的?（钿），并且以?数区分等级，如晋制皇后大手髻、步摇、十二?，皇太子妃九?，贵人、贵嫔、夫人七?，九嫔及公主、夫人五?，世妇三??。此制在南北朝至隋各政权被普遍沿用，并且等级进一步细化，内外命妇五品以上均以钿数为品秩差异。

　　唐制皇后、太子妃大礼服袆衣、鞠衣首饰仅提及花树，次礼服钿钗礼衣首饰提及钿，其余内外命妇大礼服翟衣则花树、钿并提。不过从萧后实例中看，初唐皇后礼服首饰很可能也有花树、钿并存的情况。

　　前文提到的几例唐代命妇首饰遗存中大多有钿出土，综合若干实例我们可以得知，钿的形态以尖头朝上的水滴形为多，也有圆形、心形等。一套宝钿可形态大小完全相同，如萧后例；也可两端宝钿尖头内收，如裴氏例、欧洲私人藏例；还可中央一枚与其余大小形态不同，如贺若氏例、保利例。也以各种珠宝琉璃甚至翠羽装饰。数目多者可排成三排，数目少者或仅一排置圈口上（图13）。

　　图13：若干出土唐代钿实例

　　3、博鬓：最后是“博鬓”。博鬓的位置明显明确，其指代向无争议，即垂挂于头两侧的弧状饰件。隋唐博鬓通常呈长条S弧状，外端上尖内收，装饰方法与宝钿类似，嵌有珠宝，即制度所称“施两博鬓，宝钿饰也”，上沿有时还装饰以小花朵数组。

　　图14：萧后博鬓原件与复制件，即口圈左右悬挂长条饰件。

　　不过此次萧后冠饰的发现，为探讨博鬓的起源提供了新思路（图14）。不像明代博鬓挂于圈口脑后左右，萧后博鬓插于圈口两侧靠近鬓上的位置，其原始功能也许与绑扎冠饰而垂落左右两鬓的束带宝缯有关，这在北朝菩萨宝冠饰中是很常见构件（图15左），首饰化之后成为金属珠宝制品，依然垂挂在冠座鬓左右（图16）。

　　图15：左-北齐菩萨造像头部两侧束结后垂于鬓前的宝缯；右北齐娄睿墓出土博鬓，上端可见花结。

　　图16：唐代博鬓实例

　　博鬓的记载首次出现于隋，但北齐娄睿墓出土的一件金饰，嵌珍珠、玛瑙、蓝绿宝石、蚌、玻璃（即文献所说宝钿饰），前端还保留了花结状饰?，极可能为博鬓在北朝时已存在的初形（图15右）。萧后博鬓与口圈相接处也有花形装饰，即为带结遗制。

　　厘清了花树、钿与博鬓的形态，我们便可以在萧后首饰的基础上，对初唐皇后礼服首饰组合进行一次更加准确的还原。首先由呈十字交叉的两道梁和呈环带的横箍组成框架。前侧三道箍上焊12枚插销，分别穿插12钿。框架上安装12花树，每树大花中有12小花。框架底口圈前侧装饰珠宝饰条，两条博鬓由尖端的插销自左右插入口圈饰条的套鼻中固定（图17-1、图17-2、图18）?。

　　图17-1：花树、钿、博鬓示意图

　　图17-2：初唐皇后礼服首饰组合示意图

　　图18：初唐皇后礼服首饰穿戴及全套礼服示意图

　　另外还有12枚U型折股钗可插入发髻两后侧固发装饰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此方案与此次博物馆展示方案正好前后相反（图19）。由于冠饰出土时并未戴于萧后头部，朝向尚需识别讨论。展示方案将有钿的一面朝后放置，或许是受后世博鬓位置一般靠近脑后所影响。但此方案会导致所有装饰面朝后，考虑到圈口、博鬓、钿的装饰面应同向朝前，我们认为实际穿戴方向似应相反。至于导致博鬓位置位于两鬓，或许正是其原始形态，鬓为额前左右侧，符合“博鬓”之本意，钿置于前也符合“蔽髻”之本意。唐以后由于博鬓失去了原始功能，逐渐移动至脑后，但依然保留了“博鬓”之名。